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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連結中尚有日本殖民台灣時期，資產階級分類圖可參考
日本殖民時代下 台灣的階級分化
‧何義麟 2011/05/11
日本的殖民活動不僅讓台灣走向資本主義化，同時也帶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其演
變過程不僅讓台灣人社會內部開始產生階級關係的分解與變質，且隨著資本主義化之日本
人的遷居，同時也移入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
【前言】
以譯寫、解讀的方式，深入淺出地介紹矢內原忠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及
矢內原的人格風範，讓讀者從不同角度了解日治時期台灣史。
殖民地台灣的階級分化
日本的殖民活動不僅讓台灣走向資本主義化，同時也帶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其演
變過程不僅讓台灣人社會內部開始產生階級關係的分解與變質，且隨著資本主義化之日本
人的遷居，同時也移入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在台灣，階級面的對立與民族面的對立，
兩者有時結合起來，有時則互相對抗，可以說是交錯在一起。這是因為本島人的資本主義
階級化，並非由社會內部發展而來，而是日本人殖民活動之外來因素所引發的，這是殖民
地社會發展的共同特徵。以下將以殖民者與原住者的對立為主軸，比較各階級組成之人口
比例。
第一，資本家：資本家階級之中，包括日本人與本島人。首先，以資本額達50萬日圓
且總社設在島內的銀行與公司為例，由日本人經營的公司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特別是在銀
行和大規模產業方面，本島人只有在一般性的公司或商店經營上佔優勢。此外，還有許多
日本大公司在台灣設置分社或支店，包括銀行、保險公司、製藥、水泥、輪船等公司，都
在台灣擁有強大的勢力，這些公司不用說當然是掌握在日本國內資本家手中。實際上，許
多島內公司即使名義上負責人是本島人，真正經營權還是由日本人在掌控。例如，華南銀
行、彰化銀行、新興製糖會社等重要本島人會社，皆由日本人掌握經營實權，所以台灣的
資本家階級可以說大部分都是屬於日本人。
在台灣擁有實力的日本資本家，可分為定居台灣者與居住本國者等兩種類型，其中大
部分都是屬於居住本國者，也就是屬於不在地資本家（不住在當地的資本家）。以帝國製
糖為例，公司股票90％屬居住本國者，定居台灣的日本人只佔3％，本島人只佔7％。不在
地資本家過多，對台灣經濟有不良的影響：第一，對於土地或企業的改良，抱持相當冷淡
的態度；第二，財富流出，不在台灣從事生產或投入消費，對本地的企業或勞工毫無助益
。即使是定居台灣的日本資本家，大多也是帝國資本家的駐台代表，或是以台灣為據點的
地方資本家。總督府的施政與這些資本家利益有密切的關聯，因此他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其中最有力的人士甚至被稱為「民間總督」。
其次是本島人資本家，如前章所述，他們大多是透過大租權公債，在政府或有力人士
的勸導下，從封建的土地資產家轉型為資本家階級，少部分則是獲得政府給予專賣制度等
特權的新興資本家。這些人部分是在政治上屈從，部分則從屬於日本資本家，無法掌握經
營權。當然並非所有本島人資本家都甘心屈居於隸屬的地位，其中亦出現採取對抗策略之
經營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本島人民族運動之支援者。本島人設立擁有經營實權的
企業，當然不受日本資本家歡迎，因此直到1923年為止，總督府在法令上禁止純粹由本島
人經營的公司成立。即使最近出現了純粹由本島人經營的金融企業大東信託，其營業方面
還是不斷受到日本人金融勢力與政府的阻擾或干涉。這是以民族界線為區隔的資本家競爭
實例。大致上，台灣的資本家階級可以採用以下的分類方式：
（圖）
以上（A）（B）（C）的利害一致且與政府相結合，而（D）則是與本島人中產階級或
無產階級合作，站在民族運動共同戰線上的勢力。但資本家的勢力之中，還是以（A）（B
）兩者最為強大，相對地，本島人資本家若非屬於寄生或屈從者，也只能採取局部的對抗
而已。
第二，農民：台灣總人口的五成八是農民，大部分屬於自耕兼佃農或純屬佃農。隨著
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從封建體制轉為資本主義體制，大部分農民不僅很
難擁有土地，連選擇耕種不同作物的自由都被剝奪。特別是耕作製糖會社所有地的佃農，
由於有義務種植甘蔗，本質上等於是製糖會社的工人。即使是自耕農，在預付耕作資金的
限制下，也負有栽種一定數量甘蔗的義務。依照採收區域的限制規定，甘蔗只能出售給指
定的製糖會社，收購價格又是由會社片面決定，結果讓農民近乎成為會社的長期傭工。換
言之，12萬戶蔗農（約農家戶數之三分之一）間接或直接屬於蔗糖會社的工人。特別是最
近，蔗糖會社為了對抗米作的威脅，積極擴張自營蔗園土地，讓農民幾乎成為會社的單純
農業勞工。此一會社利潤來源之「機密」，正是後敘蔗農問題之根源。
除了製糖會社，台灣還有屬於資本家經營的會社農場，農民在這樣的農業經營之下，
從事茶、麻、鳳梨等工業原料之栽培，本質上接近於農業工人，這樣的情況相當常見。台
灣農民絕大多數是本島人，1909年以後，西部台灣有部份日本國內農民移墾，但並未成功
。同時期東部花蓮港廳內，也設立官營的移民村，主要以從事甘蔗耕作為主，現今人口僅
約3,800人，廳內還有部分原住民從事稻米耕作，種族分布較為複雜。但台灣的產業重心
在西部，而這個地方的農民全都是本島人。
第三，勞工：台灣的勞工絕大部分是本島人。近年來，日本國內漁民的移住者雖有增
加，達到4,000多人，礦工也有400多人，但還是無法與1萬8,000多人的本島人礦工相比擬
。最初在台灣設立的資本家企業，雖然採用了不少日本國內技術工人或礦工，但隨著本島
人技術的提升，以及日本人工資成本過高等因素之影響，勞工階級幾乎都屬本島人。日本
人大多屬於高級職工，居於貴族勞工的地位，發生勞資爭議時，他們大多是站在資本家的
一方。在民族關係上，這些日本人勞工與日本人資本家結合在一起，也是不足為奇。
隨著資本主義化的進展，農民與勞工等階級興起並展開組織性運動，這是社會發展的
必然趨勢，台灣在1925年之後就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例如，抗議製糖會社剝削而成立的二
林蔗農組合，及抗議製糖會設收購土地而成立的鳳山農民組合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此外，1927年高雄鐵工所、1928年高雄淺野水泥會社，也相繼發生罷工事件。這樣的發
展與華南地區及日本國內的社會運動有密切的關聯，但不可否認地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已經
到達了一定的程度，其本身社會關係的內部矛盾，才是導致這類運動發生的主因，絕非部
分人士煽動或外來影響等因素而已。這類階級運動與日本統治初期武裝抵抗運動，其性質
完全不同，農民與勞工組織的成立，本身就是台灣資本主義化的例證，也是這個發展過程
中必然的產物。
第四，中產階級：台灣的土地集中程度較低，有一小部分有力的中產地主階級存在，
他們在面對製糖會社的壓迫時，與農民階級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往往成為農民
組合的有力成員，這不僅是民族面的問題，也與其經濟基礎有關。而且，他們成為中小資
本企業家，對抗來台的日本人中小工商業者，由於生活費與經營費的差距，日本人處於不
利的地位。在行政技術上，總督府也很難像保障獨佔的大資本家那樣地扶植日本人中小工
商業者。因此，本島人的中產階級就成了台灣民族運動的核心勢力。
第五，會社職員、官吏與公務員：大資本家企業的用人，即公司上班的職員，幾乎都
是日本人。日本國內資本家企業不用說，即使是華南銀行這類本島人資本的行員，百名中
本島人不過6名，其他公司也大致相同。本島人受教育階層並非不存在，而是不被採用，
以致企業領薪階層由日本人獨佔。此外，官吏與公務員也是幾乎由日本人獨佔。高階官員
不用說，中級官員也只有30餘名，在朝鮮並未發生這種情況。在台灣的日本人官吏還有五
到六成的加給，加上其他優惠，所以生活容易、權力很大、利益豐厚，1920年代衛生狀況
已大幅改善，此時台灣可以說是官吏的樂園。退休後，還有各種會社、組合等機關願意延
用，在1925年行政改革時，大批土地曾放領給退職之官吏，讓他們成為地主。霍布遜在他
的論著《帝國主義論》一書中說：擁有殖民地可以獲得利益因而主張佔領的階級，無非是
資本家與官吏等。誠如其言，台灣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第六，自由業：亦即教師、醫師、律師等，總數以日本人較多，但醫師則是本島人較
多。因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早在1899年即開辦，且專收本島人子弟。許多本島人資產家
，讓子弟習醫後即可開業，這種自由業不受官廳或資本家拘束。特別是在官界與實業界受
到日本人獨佔的情況下，更讓本島人知識階級只能往醫師這行發展。今日，許多醫師成為
台灣文化、政治、農民勞工運動的先驅者或指導者，其原因亦在此。過去總督府忽略高等
教育，但因為急於改善衛生而創立了醫學校，沒想到培養出來的醫師竟然成為今日台灣民
族運動的領導者，這也可以說是台灣統治政策所導致的一項結果。
從以上分析可知，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讓台灣住民的階級關係也轉化為近代資本主義
體系下的型態。也就是，資本家與農民或勞工階級之間存在著對抗關係，加上殖民者日本
人與本島人、原住民等原住者也有對立之情勢，致使階級關係與民族對抗相互交錯，這種
複雜狀況是殖民地台灣的特色。大體而言，台灣的官吏公務員、資本家及其用人（公司職
員銀行員）由日本人獨佔，他們背後有政府及大資本家當後盾；農民勞工階級大部分是本
島人。亦即，日本人獨佔總督府與大資本及企業，成為政治與經濟的支配者。因此，日本
人對本島人的民族對立關係，不僅是政治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同時也與資本家對農
民勞工這樣的階級對立有著對應關係。
（本文轉載自何義麟新書《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由台灣書房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