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拒絕歷史嗎？
作者：陳曉明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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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曾經鋒芒畢露的解構主義似乎已經日漸式微，人們也樂於發表解構主義過時的論調
，而德裡達本人也概歎廉頗老矣，已然變得「保守」。解構主義滋養了美國的文學批評，
這才有80年代的批評的黃金時代。踩在後結構主義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馬的批判理
論、後殖民理論、全球化理論、女權主義等等），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文化巨人，正在不顧
一切地吞噬當代文化的所有現象。這個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數典忘祖，以為文化研究自成
一格，擁有拆解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現實的精銳武器。然而，只要去除掉後結構主義的那些
理論術語，那些思想方法，特別是解構主義打下的思想基礎，文化研究還能剩下什麼？批
判理論還有多少銳氣？在解構主義幾乎被淹沒和遺忘的歷史時刻，我們真的為趾高氣揚的
文化研究和各種批判理論慚愧，也為德裡達打抱不平。德裡達一直抱怨人們從來就沒有正
確理解他，在他看來，真正理解他的不過寥寥數個同行，很有可能這還是出於友情才勉強
認可。看來德裡達是要抱憾終身了。現在誰還有耐心再讀一下解構主義呢？解構主義幾乎
是一夜之間就被搶劫一空，在70年代的大學講壇上，人們只要掌握了幾個詞彙就自以為得
其精髓。現在，解構主義似乎要在不知不覺中退到幕後。
解構主義沒有被認真對待，這就是當代思想促膝見肘的根源所在。事實上，解構主義真正
是後現代性思維的基礎，是不死的源泉，是建構後現代思想基礎的純樸起點，它依然包含
著這個時代思想深化的重要資源。這就在於有必要重新審視解構的歷史性和主體性問題。
解構的歷史性問題歷來是一個難題，長期以來，解構主義被看成是歷史與主體性的天敵，
也正因為此，解構主義被理解成是抽空了人文學科的精神底蘊。德裡達及其解構主義也因
為此備受懷疑和攻擊。然而，德裡達近年來卻明顯在強調「歷史性」問題，這不管是他對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回應，還是他對人文學科在這個時代的功能與意義的看法，以及
他反覆談論的「寬恕」和「正義」的問題。這些都表明德裡達對「歷史性」的重視。而他
本人在多年來的訪談中也再三強調，他一直在反對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言下之意，他一
直也在肯定和創建這個時代的思想。這都使我們有必要對解構主義重新加以理解和闡釋。
（一）
2001年9月，德裡達到中國訪問講學，這個中國人文學界期待了近10年的訪問，雖然沒有
引起預期的轟動，但也激起了不小的反應。在三聯《讀書》編輯部、在北京大學、在中國
社會科學院的報告廳，都可以說聽者雲集。沒有狂熱的場面，但有認真的聆聽。德裡達此
番中國之行，顯然是有備而來，他的話題扣緊了當前的全球化現實，無疑也在投石問路。
不管是關於馬克思的遺產問題，還是關於大學人文學科志業的價值建構問題，都顯示了德
裡達考慮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作為一個長期致力於解構西方啟蒙主義價值觀的思想家，此
番中國之行卻非常強調大學的人文精神建構，強調在全球化時代知識分子的功能作用。確
實是出人意外，又發人深省。德裡達已經年過古稀，白髮如雪，卻依舊精神閃爍，目光炯
炯。在他深奧奇特的言說中，流宕著一種啟示錄式的靈氣，似乎也有一種焦灼不安的預言
。他在三聯《讀書》做的報告題為《大學的志業與無條件大學》，尤為強調大學志業所包
含的人文和歷史內涵。作為一個現場的參與者，我明顯感到德裡達關切的主題顯示出新的
品質 。關於「歷史」，德裡達在回答提問者的問題時這樣說道：「關於『歷史』，我想
可能你們有一些誤解。因為從一開始，解構就不僅僅要求關注歷史，而且從歷史出發一部
分一部分地對待一個事物。這樣的解構，就是歷史。只不過，在這個計劃的內部，歷史的
概念不僅在歷史學家那裡，也在哲學家那裡起主導作用，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啟蒙思
想等的歷史都應該接受解構。我認為，以這種解構的方法，人們使歷史中性化。解構全然
不是非歷史的，而是別樣地思考歷史。解構是一種認為歷史不可能沒有事件的方式，就是
我所說的「事件到來」的思考方式。」
德裡達在這裡並不承認他有人文的和歷史的轉向，他認為他的解構一開始就不是限定在話
語和語言的層面，而是對一種機制——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並且，他始終參與現實的
實踐，也就是說，解構始終是對歷史與現實的關懷。當然，德裡達也微妙地提到，他「不
會一生總重複相同的東西」。這說明變化或轉變還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他何以又不願
意承認他的解構思想在後期更傾向於歷史與人文呢？至少他加重了對歷史和人文的正面強
調。這裡面也可能有二重問題交叉在一起：其一，德裡達早期的作品，如《聲音與現象》
、《寫作與差異》、《文字學》、《邊緣》、《立場》、《播散》等等，無論如何都不能
說沒有強調解構的語言學特色。當然，對歷史的解構本身就具有歷史性，這一點確實是所
有對德裡達早期作品闡釋的人都沒有加以強調的。但這種印象也在相當的程度上歸咎於德
裡達自己，在後結構主義的歷史語境中，「歷史」本身總是一個被置疑的對象，至少在那
個時期是如此。對啟蒙主義的歷史觀進行挑戰，是整個七八十年代的風氣，德裡達本人也
默許了人們把他塑造成尼采式的反歷史的英雄。
從《馬克思的幽靈》、《友誼政治學》等近些年的著述，再看看2002年， 德裡達在英語
世界裡又推出的三本新書：《談判 》、《宗教行動》、《再沒有不在場證據》，這些言
說已經直奔主題，全球化、宗教、人性與審美、遺產、當代民主政治、大學的人文精神等
等，總這，他的思考既被現實難題拖著走，也可以說他捲入了現實與歷史糾纏的亂麻叢中
，這反倒顯示出他的解構具有的親切感和人性化的意味。
回過頭去，重溫一下德裡達當年影響卓著的那幾部作品，不要多，他的那有代表性的說辭
，無疑可以感受到他當年對歷史與主體所採取的果斷拒絕立場。
1966年10月21日，在美國霍普琴斯大學召開主題為「批評語言與人文學」 國際研討會，
時年36歲的德裡達在會上作了題為《人文科學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的發言，這個來自
結構主義老巢巴黎的青年人顯然令所有的與會者大吃一驚。人們原本想聽到正宗的結構主
義聲音，沒想到卻是面對結構主義進行徹底攻擊的檄文。在該文中，德裡達提出要重新思
考結構的法則，即重新思考在結構構成中主宰著某種中心欲求的那種法則，去清理將結構
的變動與替換與這種中心在場法則相配合的那個意謂過程。德裡達呼籲人們開始去思考下
述問題：
即中心並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場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並無自然的場所，而且在
這個非場所中符號替換無止境地相互遊戲著。那正是語言進犯普遍問題鏈場域的時刻；那
正是在中心或始源缺席的時候，一切都變成了話語的時刻……。
也就是說，一切都變成差異的系統，一切都變成符號的遊戲，這是一場無止境、無終結的
遊戲。
這次發言後來成文發表，可說它就是解構主義的宣言。相當多的人以為讀了這篇文章就可
以吃透德裡達，那些記者編輯正是這麼做的，德裡達經常為此叫苦連天。這篇文章把結構
的生成過程解析成是一個符號在差異系統中無限替換的過程，結構主義者設定的結構的起
源與中心並不真正存在，它不過是人為的設定，是一種本體論-神學的在場夢想。德裡達
在此之前對胡塞爾的解釋，以及他隨後開展的所有的解構活動，都可以看到他對整個形而
上學歷史的解構，對形而上學的起源、中心和終極性，對真理在場和永恆性的徹底清理。
所有這些，都導致了人們把德裡達的解構思想理解為一場無底的符號學遊戲。
確實，德裡達當初的解構看上去是徹底而且不留餘地的，人們完全為他的顛覆性的思想所
吸引。他直指整個形而上學的歷史，它把這個歷史看成一個隱喻替代的歷史。那個本體並
不存在，真理的絕對性也不過是人為的設定。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的合乎邏輯的推演，
實則就是隱喻替換隱喻的過程。德裡達經常從語言學和詞源學入手，去發掘那些人為的設
定和概念偷換的遊戲過程。這個「無底的遊戲」是德裡達揭示西方形而上學歷史起源的觀
點和方法，這一立場轉過來也對德裡達本身的存在意義構成質疑。彷彿「無底的遊戲」不
是形而上學自我設定的遊戲，而是德裡達玩弄的陰謀。無底的遊戲意味著解構本身是一個
無止境的拆解過程，意味著解構否定一切真理性，否定一切意義，否定歷史、人文和一切
價值評判。很顯然，這種對解構主義的認識在七八十年代的歐美就熱鬧過，而在中國當代
的知識界則從來沒有停息過。由於某種正統的主流觀點的強大影響力，對解構主義的這種
認識，顯然左右著各個層面的人們。解構主義很容易就被認定為是一種不值得信任、沒有
建設性意義的理論。對德裡達（或者說對解構主義）的質疑和批判，在1992年的「劍橋事
件」中達到頂峰。1992年，英國劍橋大學準備授予德裡達榮譽博士學位，但是遇到了反對
的聲音，這在劍橋大學校史上是近30年來的第一次。爭論隨即波及到英國全國，媒體作了
狂熱的跟蹤報道。很快這就釀成國際範圍的激烈爭論。5月9日，英國倫敦《時報》登載了
一封題為「德裡達的學位，一個榮譽的問題」措辭嚴厲的公開信，就德裡達將要被授予劍
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發表反對意見。這封信代表了主流哲學界對德裡達的一貫的態度，
也代表了相當流行的知識界和社會上對德裡達和解構主義的看法。
這些攻擊可以歸結為：其一、德裡達的研究並不屬於哲學學科，他以文學批評的方式顛覆
形而上學的傳統，對哲學學科的存在構成嚴重威脅；其二，德裡達的思想威脅到真理和理
性價值的存在，它是虛無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其三，德裡達的思想是有害的，承襲了60年
代的風格，那些惡作劇般的攻擊，特別對青年一代學者更具壞的影響力；其四，德裡達的
文風晦澀艱深，具有拒絕理解的惡劣品性。
在上面簽名的有以《一元論》的編輯巴裡．斯密斯為首的20位學者，他們來自10多個國家
的10多所著名大學或研究機構。其中還有德裡達的故交舊友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的分析哲
學教授W．F．奎恩。另人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是來自英國劍橋大學或英國的任何一所大
學。這場攻擊以失敗告終。1992年6月11日，劍橋大學以公開投票形式，以壓倒性多數通
過了授予德裡達榮譽博士學位。
德裡達事後在接受《劍橋評論》的編輯採訪時，分析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他尤其提到
英國劍橋在世界範圍內的大學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和榜樣力量。在此之前，德裡達在美國和
其他大學都接受過榮譽博士學位，沒有引起如此強烈的公開反對。很顯然，也許根本的原
因在於，人們淤積了多年的憤恨超過忍耐的限度，在這一時刻找到爆發的機會。實際上，
自從德裡達嶄露頭角以後，對他的攻擊就沒有停止過。早在1983年，德裡達出任法國國際
哲學學院院長一職時，美國耶魯大學的露絲．馬爾肯．馬庫斯女士就寫信給法國的文化部
長，堅決反對德裡達出任此職（她此次也在20人簽名之列）。更猛烈的攻擊來自一個專業
研究者薩拉．裡什蒙（Sarah Richmond），她是第一個指出德裡達的「思想」「對年輕人
是毒藥」，法國的《明鏡》（Der Spiegel）週刊就用這一指責為標題，登載對德裡達圍
攻的文章。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則譴責德裡達的作品是「十足的虛無主義
」。隨後，另一家著名刊物《觀察家》又登出文章把德裡達稱作「計算機病毒」。德裡達
說，這些譴責是由不負責的學術研究者提出的，並且是由那些不可能解讀過，適當地解讀
過他的一行文字的新聞記者重複生產出來的。德裡達不得不感歎到：這些譴責既可怕又可
笑，但卻總是發人深省。最重要的是，在一天裡，它們所影響的人，遠比事實上耐心地或
艱難地解讀他的出版物的人多得多。
德裡達一直受到極其猛烈的攻擊，一直被譴責為挖知識分子研究本質的牆腳。「劍橋事件
」激起的騷動表明，對德裡達的肯定被看成是針對所有歐洲教育和研究制度的嚴重威脅，
甚至是對所謂的發達的西方民主的威脅。顯然，如果僅僅是德裡達一個人的作品，或者說
一個學科，那還不至於如此遭受廣泛的敵視，更重要的是，學生和青年教師經常性的積極
參與到德裡達的研究中來，使他的同行緊張到這種程度，按德裡達的說法：以至於他們完
全亂了方寸，丟失了他們自己所維護的學術規則。德裡達指出：「如果這樣的作品對他們
如此具有威脅性，這是因為它不單單地是離奇或古怪，無法理解或異乎尋常（他們能很輕
易地處置這些），而且如我自己所希望的，也如他們所相信的那樣，而是遠比他們所承認
的，更具對抗性，更具嚴謹的論辯色彩，並且在對一系列占統治地位的話語的基本規範和
前提的重新審核方面更具說服力，在對這些話語的評判原則、對學術制度的結構的重新審
核方面也更說服力。這種質疑所做的是修改統治話語的規則，它試圖使大學的環境政治化
和民主化。」
針對那些對他所作的虛無主義、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指控，德裡達明確指出，30年來他
一直在嘗試，清晰地和不厭倦地嘗試反對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應該承認：「
只要稍微解讀過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並且能易地發現，我完全沒有破壞大學或任
何研究領域的企圖，相反地，我在（據我所知）我的詆毀者們從未做過的許多方面，都對
大學或學術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
如果我們回到那篇經典性的「解－結構」的論文，也可以發現，德裡達的論說表現出的並
不完全是虛無主義的或懷疑主義的思想，他確實質疑了歷史與主體的存在根基，但他的質
疑本身是在清理當代思想的基地，為可能的更真實的思想打下基礎。德裡達反對結構的整
體化方案，他追求非整體化的思想，也就是不借助經驗的有限概念，而是以遊戲的概念出
發。在他看來，整體化不再有意義，不是因為有限性的思維控制不了這樣的話語場域，而
是因為語言本身的有限性排除了整體化的可能。德裡達把這個有限的場域稱之為遊戲的場
域，因為它是有限的，所以它又是無限替換的。「它缺乏某種東西，即那種停止並奠定了
替換遊戲的中心」。這種由中心或源頭缺失或不在場所構成的遊戲運動就是那種替補性運
動。
德裡達試圖闡明的是，歷史永遠是某種生成性的統一體，它可以被當做真理的傳承或科學
的發展來思考。科學的發展又被確定向著在場中，向著自我呈現中去佔有真理這個方向，
它也朝著在自我意識中進行的認知的那種方向。所以，德裡達指出：「歷史一直是被當做
歷史的某種還原運動，即當做兩種在場間的臨時性不穩定過渡來思考的。但如果懷疑這種
歷史概念的合法性的話，我們就有重新陷入某種古典形式的非歷史主義——形而上學歷史
的一個既定時刻的危險。」 在這裡，德裡達的表述也容易引起歧義，如果要理順他的思
想的話，他告誡人們的意思在於，單純懷疑這種歷史概念的合法性是要冒風險的，重要的
在於把歷史當作一種臨時性的不穩定的過渡狀況來思考，這才可避免陷入形而上學的歷史
時刻的危險。理解事物不可避免就會有歷史發生，不能把歷史絕對化，歷史不是一種合目
的的還原活動，它是符號意指和替代的過程。
在德裡達展開的解釋情境中，歷史只能是「歷史之不可能的歷史性」。德裡達的解構主義
的底線就是建立在這「不可能的歷史性」上，這是重寫的歷史性，反覆銘刻的歷史性，也
是最接近真實的歷史性。解構確實是一項損毀性的和顛覆性的思想方法，這與西方自柏拉
圖以來的學術背道而馳。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總是建構性的，既使要懷疑其他的理論學說，
終究也是為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但德裡達卻不是這樣，他要懷疑的是西方整個形而上
學的傳統，這個傳統以自我命名的和自我設置的邏輯展開，這樣一個展開的歷史並不是合
理的，更不具有絕對性。德裡達力圖揭示其中自相矛盾，特別是揭示所有的推論所賴以立
足的起源性的那些思想和概念的不可靠。
確實，德裡達的解構對現存的學術體系中的卓有成效的區分和差別提出了質問和懷疑。德
裡達解釋說：他對哲學話語自命的中立性（neutrality）和存在主義的激情與內驅力之間
的區分，公共領域與私秘領域之間的區分等等展開質疑，他越來越多地嘗試對寫作、簽名
、自我描述、「自傳體式的」的參與等這些獨特性進行最嚴峻的哲學上的質詢。這些質詢
涉及到的主題，無疑觸怒某些同行，在他們看來，德裡達對哲學的質詢是「非哲學」的。
到底什麼是哲學，什麼是哲學的方式，德裡達顯然和他的當代同行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他
看來，那些攻擊他的人，未必就是真的保持哲學的精髓。他們經常是把哲學混同於他們所
學到的在一個特定體制的傳統和風格中所從事的再生產（reproduce），當一個哲學家縮
在他或她的哲學壁龕裡，不懂另一位哲學家、另一種哲學語言、其他前提、其他規則、其
他邏輯的或修辭學的程序、其他推論的或教學法的結構，每次要攻擊這些東西，或剝奪這
些東西的合法性時，他們就會宣稱：這已不再是哲學了 。德裡達聲稱，多年來，他始終
保持著對哲學的歷史本質的重視，在他看來，有些文本能被看作是一種非常經典意義上的
哲學；而其他一些文本則試圖從哲學內部改變哲學討論的規範；還有一些文本有著哲學的
特性但又不局限於哲學。
當然，並不是說德裡達是無懈可擊的，而是說那些對德裡達的指控過分簡單粗暴，它們建
立在對德裡達的理論並不瞭解的基礎上。很顯然，這種情形在中國也大同小異。儘管說德
裡達在中國的影響還十分有限，中國的解構主義研究也波瀾不驚，但解構主義在人們的印
象中，以流行的偏見中，其角色和意義與德裡達在「劍橋事件」中的遭遇基本近似。解構
在中國就是被看作一種破壞性的異端邪說來理解的，虛無主義、懷疑主義、解構一切、反
歷史、反人文、反理性、反價值……等等，是最常見的加諸於解構主義頭上的緊箍咒。這
些攻訐同樣建立在對解構主義一無所知的道聽途說基礎上。
事實上，德裡達及其解構主義的情形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按照德裡達自己的申辯，
30年來他一直在嘗試，清晰地和不厭倦地反對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那麼，德
裡達的解構理論也留下了建設性的圖譜。解構雖然顛覆了哲學形而上學的根基，但它也有
可能清理出一塊更堅實的地盤。退一步說，解構的質詢開啟了更多的道路和空間，那些敲
打和追問本身是對知識譜系的梳理，勾畫出另一種知識的圖譜。
（三）
「解構歷史的歷史性」這一主題之被壓抑，說到底是歷史語境使然。德裡達後期的著作確
實明顯加重了對歷史和人文的關注，他過去沉潛在話語、語言和機制下面的那些內涵，浮
出了歷史地表。
實際上，德裡達一直聲稱自己的思想處於「演變」之中。1971年，他在接受豪德賓的採訪
時就提到這一點。 在某種意義上，思想的深入與拓展都可以稱之為「演變」，從60年代
後期，到1971年德裡達的思想就發生某種「演變」，這是令人驚異的，這種「演變」必然
只能理解為「階段性的細微差異」。但儘管如此，德裡達思想確實不是一成不變的，確實
存在某種可理解的內在演變史。但在整個70年代，德裡達的思想偏向於語言和話語的層面
的解構，則是不難理解的事實，那是當時整個法國巴黎的思想風格。圍繞《Tel Quel》組
成的「泰凱爾」集團，正是以語言學和符號論而影響卓著。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的
失敗，進一步促使這些結構主義知識分子進入語言學的層面。只要想一想，克裡斯托娃在
1969年出版符號學論集《符號論－－對符號分析學的探究》，就使她一躍成為引人注目的
學者，就可以知道那時的語言學和符號學是如何佔據了巴黎的思想中心。
德裡達對歷史的解構確實容易給人以「拒絕歷史」的印象。德裡達在接受豪德賓的採訪時
，提到人們給他強加的「拒斥歷史」（rejection of history）的問題。很顯然，在那時
，德裡達解構歷史的效果無庸諱言；而他對歷史的重新確認卻依然令人摸不著頭腦。德裡
達從那時起就力圖在解構歷史與賦予解構以一種「歷史性」之間找到平衡，但這種平衡幾
乎從未達到過。德裡達的解釋依然讓人找不到要領。當然，對德裡達的誤解是多方面的，
有時甚至達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德裡達甚至抱怨說，他被那些批評當作被他所分析的，即
作為觀念的、目的論的歷史的形而上學歷史概念的所有者。這種混淆有意曲解了德裡達的
思想。另一方面，德裡達對歷史進行不留餘地的質疑拆解，則是人們的普遍印象，這使解
構主義成後結構主義中拒絕歷史主題之最重要的理論前衛。在這次訪談中，德裡達指出，
從他發表的第一個文本起，他就力圖將消解批評系統化，即反對在對歷史的分析中將歷史
規定為意義的歷史，反對在歷史的、邏各斯中心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表象中的歷
史，以及歷史在海德格爾的話語中所遺留的複雜記號。 在人們的通常理解中，「歷史」
一詞總是與一以貫之的「在場」相聯繫的，人們總是難以想像歷史概念避開這一直線圖式
的可能性。人們總是要追問，當歷史不再被看作是一種直線圖式，而是一個分層次的、有
區別的、矛盾的實踐系列時，它即不是一種一元論的歷史，也非一種歷史循環的歷史，這
種「歷史性」應該如何理解？德裡達解釋說，歷史概念的形而上學特徵不僅與直線性相聯
，而且與全部內涵系統（目的論、末世學、意義增殖和內在化、某種類型的傳統性、某種
連續性概念和概念和真理概念等等）相關。他強調說：如果不使得整個系統活動起來，那
麼它不是一個偶然的屬性，通過局部的剝離就能使其消除掉。他指出：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儘管我對「形而上學的」歷史概念有許多保留意見，但是我卻「經常」
使用「歷史」一詞，以便指出它的力量並且產生出另一「歷史」概念或概念鏈的原因：實
際上，所產生的另一「歷史」概念或概念鏈就是一種「里程碑的、分層次的、矛盾的」歷
史：一種包含著「複述」新邏輯和「蹤跡」的歷史，因為我們很難想像沒有它，怎麼會有
歷史。」
這段話被加上太多的引號以至於很難準確把握它的微妙意義和細微差別。但有幾點是可以
領到的：其一，德裡達雖然解構形而上學的歷史，但它還是不得不經常借用「歷史」概念
；其二，它的歷史概念當然與形而上學的歷史概念根本不同；其三，他的歷史概念與形而
上學的歷史概念構成一種相互共生或寄生的關係，解構歷史，也就是進入到歷史的分層次
的、矛盾系統中，在「複述」歷史的新邏輯中，描述出歷史的「蹤跡」；其四，也許，解
構的歷史性就在「蹤跡」之中，在德裡達看來，「蹤跡」顛覆了形而上學的歷史，並且「
蹤跡」才是真正活的歷史。
也許這樣就清楚了：對於大多數不理解或不願接受解構主義的人來說，「蹤跡」是對歷史
的全面摧毀；而對於德裡達來說，「蹤跡」就是活的歷史，就是解構歷史的「歷史性」。
這種歷史觀當然也不是德裡達的首創，阿爾都塞在此之前就清理過黑格爾的歷史概念和一
種表達的總體性概念。阿爾都塞試圖揭示出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歷史，一種廣義的歷史，
而只存在記載它們的型式、律式和模式的各種不同的歷史，即相間隔的、有區分的歷史。
德裡達表示他一直同意阿爾都塞的這種觀點。只不過德裡達走得更遠，阿爾都塞的歷史型
式、律式和模式雖然都有間隔和區分，但依然有可以理解的清晰的結構，但德裡達的蹤跡
卻是漫無頭緒的譜系或圖譜，他的歷史概念只不過是個他者，它不能屈從於一種單一的、
瞬間的變化，也不能在某個詞彙中佔據醒目的名稱。必須首先「顛覆」傳統的歷史概念，
但是同時又要標出「間隔」。
很顯然，這樣一種解構的「歷史性」依然難以把握，也從未被解構的闡釋明確把握過。20
世紀末期，德裡達的思想－－不管是在延續、演變，還是轉向，都可以感覺到一種更為實
在的歷史主題，一種「在實踐上」可以標示出的歷史品質。
很顯然，德裡達本人的寫作史，關於德裡達文本的闡釋歷史，以及歷史語境本身都在悄然
發生變化，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去闡釋德裡達，闡釋解構的歷史。儘管德裡達本人反對
人們描述一個解構轉向的新現實，但重新考慮解構原來包含而又被歷史（和解構的解釋史
）壓抑的歷史和人文主題，則是有必要的。
很顯然，德裡達並沒有徹底丟棄歷史性的概念，正如他也沒有放棄解構的肯定性意義一樣
。這就是說，在解構的差異性序列中，有一種東西留存下來，一種剩餘的意義，一種額外
的超級意義重新銘寫在差異之中。很顯然，解構的重新自我銘寫特性從來沒有被正確理解
，這也可能就是德裡達後來反覆採取文學文本的手法書寫解構蹤跡的動機。德裡達曾經說
過，他曾向哥德曼（Goldmann）談起過「文字主體」的問題，哥德曼表示十分擔心主體以
及它的消失。他指出：「重新思考主體性的結果問題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它是由文本的結
構產生的。」 這裡的主體性問題當然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主體，不是人的完整性意義
上的主體，這是由文本（廣義的和狹義的）在差異性中產生的主體。這是解構的結果層面
上思考的主體性問題，說到底它是解構與傳統的歷史、主體在意義上可以通約的最小單位
。
解構能夠留下的就是這個最小單位，但這可能是更準確地把握解構要義的關鍵支撐點－－
這就是尋找歷史與主體的最小值，這就是解構主義為後現代時代清理的思想基地，也是現
時代思想最重要的起點。對解構的理解顯然不能回到傳統形而上學的老路上去。為了使解
構具有建設性而給解構重新提示一個本體論－神學的基礎，這是德裡達最為痛恨的做法。
德裡達本人也始終處在這個「差異」（或延異）的極限上，他不能往前走一步，那就意味
著解構將掉進無底的深淵。多少年來，他就站在極限處，他看到了無底的前方，他指出了
從這個根限處衍生而來的歷史性，衍生而來的語言、書寫、話語、意義、價值和各種文化
的象徵物。他要找到切實的線索，我們的意義、知識和價值銘刻的過程。因此，解構不是
把我們的意義、知識和價值扔到虛無的無底的深淵去，而是揭示出這樣的歷史自我銘刻的
過程－－那種主體自我銘寫的最小值的歷史時刻。
去描述一個走向虛無或走向無底的遊戲的解構主義的做法是輕易而投合了人們對解構主義
的一知半解的想像；而要揭示那樣一個差異系統的自我銘刻的歷史性則要困難得多。但真
正揭示解構意義的，可能還是艱難的嘗試－－那種站在極限處的視野，可能可以看到事物
更為豐富和多樣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