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經濟大約永遠不會再有過去
三十年的那種高速增長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公開爭論、新民主主義論的公開提出等
事件，標誌著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遊戲規則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同時，在這一年，一個
對局外人來說不那麼顯眼、但對中國長期演進頗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趨勢更為明晰和強勁
，那就是儒家快速進入思想和政治之舞臺中心。
儒家之復興並非新現象。八十年代初，全權體制的控制一放鬆，傳統就在復興，其中當然
包括儒家。放長視野，三十年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從本質上就是傳統之復興過程。
不過，這種復興多集中於社會禮俗層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蔣慶先生倡“政治儒學”，開
思想界回歸儒家之風氣。所以，我敢大膽斷言，蔣慶足以進入現代中國五大思想家行列，
他也恐怕是當代中國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來，儒家之復歸就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最為重大的變化趨勢。在2005年召開的第一
屆儒教會議上，蔣慶等儒者公開提出構建“儒教”之理念，讓世人得知中國大陸儒家進入
秩序重建過程的強烈願望。由此，敏銳的大陸儒家學者走上了與港臺儒學、海外儒學完全
不同的進路，也即進入了政治哲學領域。
儒學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有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
勞斯的背景。過去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界隱然有一個“施特勞斯派”，施氏核心教誨是重
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隨施氏亦步亦趨地研讀柏拉圖，學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稱希臘、羅
馬，並以掌握了統治的隱秘術而自豪。但實際上，施氏的教誨是超越“歷史”，拋棄意識
形態，回向“自然”。中國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圖那裏，而只能在儒家中
。
因此，頭腦靈活的施派學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勞斯的甘陽提出“通三統”
論，主張在當下語境中，中國的合理秩序應當溝通孔子、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傳統。借
助毛、鄧之政治正當性引入孔子，或者反過來，借孔子論證毛、鄧之歷史文化正當性。最
近，甘陽又撰文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理念。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丁耘為首的一批上海年輕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即“儒
家化”的命題。2011年初，這些學者與一批儒家學者、幾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共同在北京
西山大覺寺召開了“儒家與社會主義”研討會。會間休息，有遊客探頭看到橫幅“儒學與
社會主義”，驚訝地說：“這兩個東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這個會議結束不久，在廣東從化，另外一批學者召開了“儒家與現代社會治理”研討會。
在這個會議上，包括筆者在內的學者所提出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引起了較大關注以
及爭論。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思想界開始對儒家進行不同的詮釋。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發表的一
篇重要文章《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中的分析範式，甘陽、丁耘具有比較明顯的國家
主義傾向，這種立場支配著他們對儒家的解釋和援用，他們試圖在儒家與當下政體之間建
立起直接的關聯，以為現有統治秩序提供正當性。
從化會議的參加者，不論是專業的儒學研究者，還是政治哲學思考者，大多數具有自由主
義或憲政主義立場。因此，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儒家與憲政、民主、人權之間的雙向詮釋。
這種立場分歧恰恰說明，回歸儒家已經是大勢所趨，因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歸儒家。
而與此前不同，這一次，儒家的復興已不是個學術問題、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思想問
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學者們所討論的實為政治之最深層次的問題：正當性（
legitimacy）。上述兩種不同取向的學者均面向同一個問題：現代中國政治秩序之正當性
。
這個問題當然也是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不能不面對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重大政治問題上，
最近中共似乎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開其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中充滿官樣
文章，但有一句話卻十分重要：“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宣導者和發展者。”其中，最
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話。
當然，恰恰是這句話已引起了不少爭議，甚至是嘲諷。但這些爭議、嘲諷其實都不得要領
。中共黨的會議公報不是歷史書，而是政治宣言，因此，這句話當然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
敍述，而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並且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
從客觀歷史的角度看，這句話難以成立。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主流精英群體的基本價值
取向就是反傳統、反儒家，自由主義者如此，民族主義者如此，中共則最為激進。中共建
政，中國社會陷入深刻的緊張、對立、衝突之中：政治與文化之對立，知識與生活之對立
，政統與道統之對立。
當然，如前所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這種對立就有所緩和。中共對傳統、對儒
家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首先，鄧小平以其務實精神放棄了另行建立道統的雄心。這樣，
社會開始自然地回歸，從而有了傳統禮俗之部分復歸。隨後，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傳統
、儒家。九十年代初，執政黨正面宣導“國學”。隨後，儒家的辭彙、理念融入官方話語
體系，比如“和諧社會”。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則等於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
與政治的衝突，放棄其曾經長期奉行的反傳統的意識形態，而全面地回歸中華文明，接續
中華道統。
中共這一轉向，對於中國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尚待進一步觀察。
國家主義者對中共這一轉向當然十分欣喜，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識份子中具有
廣泛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則因此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
過去十年，自由主義在持續地分化，筆者在《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一文中對此有
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比如筆者，同樣進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發現和詮釋儒家
，而提出“儒家憲政民生主義”方案。一些從事政治哲學研究、而具有憲政主義立場的學
者，也具有這種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義者卻仍然堅持胡適以降的自由主義反傳統、反儒家的立場。比如，今
年，易中天、袁偉時、張耀傑等三位自由主義學者分別撰文，從歷史、從政治理論等角度
，對筆者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提出嚴厲批評。
筆者對此一一作出回應，而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在我看來，如果拋棄偏見，並且具有一
定的政治哲學訓練，那就會發現，儒家義理與憲政民主間並不對立，相反，有諸多相容、
相通之處。筆者正在撰寫的《華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將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制
）和《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張君勱為中心）就試圖從歷史、
從儒家義理角度，對此進行系統討論。
姑且不談這一點，當下中國思想、政治、文化之“勢”，也要求自由主義者必須一改此前
對儒家的簡單粗暴態度，以認真的、理性的態度對待儒家。事態已經非常明朗，儒家正在
快速回歸，並已成為最為敏銳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預料，從現在開始
，並且必然越來越明顯，中國真正的思想論戰將從西方牌號的不同意識形態之爭，逐漸變
為儒家內部不同學派之爭。思想者分別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資源，具有不同的價值和政治
取向，因而，側重發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體系。現在實際上已
經局部出現這樣的局面。
換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思想界充當西方常識傳播者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思想之
主體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將成為未來中國思想之基本話語。你要討論中國問題，構
想中國的優良治理，就必須從儒家出發。你可以深化儒家、豐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
你再也無法假裝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僅用西方話語言說中國之問題。
在這樣的思想競爭場域中，自由主義若不想進一步邊緣化，就必須面對自由、憲政、民主
與儒家價值的雙向詮釋這一重大理論課題。完全拒斥儒家的態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僅
限於個人私德之養成，把政治交給西方理論和制度，同樣是不理性的。因為，今日中國所
面臨的問題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國未來的政治架構一定
不可能照抄西方現成方案。因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對中國從來不是
現成的。
更何況，中國的規模，遠遠超出西方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其制度設計之複雜性是西方任
何理論家也沒有面對過的。而儒家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巨大規模政治共同體之治理問題。僅
這一點，就讓儒家之思考、傳統中國之治理智慧，對於今天構想、建設旨在保障人的尊嚴
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自由主義如果不想繼續被人視為淺薄，就必須中國化，也就必須與儒家和解、對話、融合
，中體西學，資相循誘，接續中華道統。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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