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中庸‧第九章〉）
〈中庸〉這一章可以呼應到孔子說的：「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
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論語‧憲問》）冉求擅長理財，「冉求之藝」便是「天下國家可均
也」（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公綽之不欲」（孟公綽的清心寡欲）
便是「爵祿可辭也」；「卞莊子之勇」便是「白刃可蹈也」；「文之
以禮樂」對應到更進階的「中庸不可能也」。同時這也呼應到《論語
》和〈中庸〉後文說的三達德「智仁勇」，「天下國家可均也」屬於
仁，「爵祿可辭也」屬於智，「白刃可蹈也」屬於勇。
為什麼「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或者說
「智仁勇」還達不到「中庸」的境界呢？這需要我們對於儒家的道德
有更準確的理解。原來儒家的德行或中庸之道，並不僅從表面行為來
判斷。中庸之道包括內聖和外王兩面，內聖如同〈中庸〉首章說「慎
獨」，內心要做存養省察的工夫，除去內心隱微的偏見和私欲；外王
則是治國平天下，創造優美的禮樂文明。總之是「致廣大而盡精微」
的。
「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也難能可貴，
但未必是建立在心性修養的基礎上，可能只是出自天生遺傳的稟賦或
性格，具備政治、經濟的才能，或是生性淡泊、勇猛，使他比一般人
更容易表現出這些行為。但如果將這些行為直接訂成道德標準，仍然
有所不足。「天下國家可均」是讓老百姓都能夠吃飽飯，但吃飽飯以
後要進一步提升精神生活。「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是不計較個
人的得失生死，但也不是消極無為、白白犧牲，貧賤可以用另一種方
式行道，在民間從事教化，死亡也可以彰顯人格尊嚴，總之都應該有
更積極的理想。以「天命之謂性」的天道或性善為根本，才能夠超越
表面行為，做到真正的內聖外王。